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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譽會長:李乾元

上將,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、蘭州軍區原司令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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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譽會長:李乾元


  李乾元,1942年生于河南林州,歷任師、團、軍區領導,1999年9月任蘭州軍區司令員。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,1996年晉升中將軍銜,2004年6月晉升為上將軍銜。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、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他曾駐守大西北14載,數次為西部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、呼吁奔走。他以獨特的視角重新審視西部這片熱土,將西部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戰略高度:“西‘安’天下安,西‘寧’天下寧”。
  他是對越自衛反擊戰錘煉出的解放軍上將。戎邊14春秋,赤膽忠心,躍馬橫刀鎮守祖國南大門;洞察世界風云,深謀遠慮,運籌帷幄保衛共和國基業。現任職國家中樞,居廟堂之高憂其民!他多年審視思考的結晶已結集為《西進戰略》一書出版發行。他提出的許多建議和意見已被國家采納,運用到了新一輪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中。
  西部是中華民族的脊梁
  自然地理上,西部占據了中華民族70%以上的版圖,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,天山、昆侖山、喜馬拉雅山等“五大山系”仿佛巨人的骨骼,撐起了中國的大西北;西部擁有煤炭、油氣、鉀鹽、稀土、磷、水等豐富的資源,且分布相對集中、便于開發;文化上,“四大文明古國”的燦爛文化在此交匯碰撞,為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燦爛輝煌注入了鮮活的血液;此外,西部與十多個國家接壤,地處重要戰略要道,國際國內恐怖在此地域活動頻繁……
  可以說,西部是一部雄渾的“史詩”。李乾元一讀就是14年,而且感悟頗深。
  1994年冬,李乾元由廣州調往蘭州任職。在飛機上,看到西部滿目蒼涼,他感慨萬端,想起了當年解放西北而長眠于此的8700多名戰友。如今,他將接過他們的“槍”,繼續在西部完成未竟的“戰斗”。
  這一扎根就是14年,其間,他走遍了西北的山山水水,親歷了在第三次西部大開發戰略推動下,西部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變。
  14年間,經過反復調查,深入思考,李乾元得出了一個結論:西部不僅地域廣闊、民族眾多,也是國家的“地理高地、資源高地、文化高地和安全高地”——“西部是中華民族的脊梁”。
  在此基礎之上,他將西部提高到了一個全新的戰略高度:“‘西’安天下安,‘西’寧天下寧”,他說,“只有西部安寧了,中國才能免除來自西部的威脅;如果不能解決好西部的問題,中國將很難成為富國、強國。”
  開辦特區,發展優勢特色經濟
  西部的崛起,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。
  這是李乾元經過長期研究,深入思考,借鑒歷朝治理西部的歷史經驗,取法當代發達國家的戰略,最后形成了清晰的、前瞻性的西部發展藍圖。
  在他看來,首先要形成一個共識:西部落后于東部,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,也有歷史的原因。因此,西部的發展除了要靠西部人民的勤勞奮斗外,還需要東部的大力支持。西部不僅是西部人民的西部,也是中華民族的西部。東部應懷著“感恩和回報”的意識去支持西部發展壯大。
  其次,國家應統籌發展,給予西部“特殊政策”支持。他認為,美國、加拿大等國家開發西部,意大利開發南部,日本開發北海道等都實行了特殊政策。這些國家通過頒布土地、資源、信貸、移民等一系列法律法規,為開發提供有力支撐。因此,我國開發西部完全可以借鑒他們成功的經驗:考慮在西部設置“經濟特區”。他說,“比如設立酒泉經濟特區,延安經濟特區等。以酒泉為例,酒泉是新興的工業城市,周邊與嘉峪關、敦煌、玉門、航天城相接,可設立以現代科技為中心,沙漠生態科技、沙漠特色文化旅游、內陸口岸保稅區為一體的經濟特區,也可利用山丹馬場開發項目,形成馬業經濟產業鏈,帶動山丹經濟。”
  創新財稅制度。他建議,不同的地區,實行不同的稅制,對交通運輸、能源、原材料生產等領域予以傾斜,對中小企業進一步減免稅,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,設立西部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基金,發行債券,加強基礎設施建設,扶持科技含量高的企業加速發育成長。
  唯有如此,西部的崛起不再是“天方夜譚”。
  彌補“自身短板”,拓展區域經濟
  國家和東部的支持固然重要,西部自身的努力也不可或缺。李乾元認為,西部應該彌補“自身的短板”,發揮自身的優勢,抓住機遇,實現崛起。
  他建議,國家應大力扶持西部地區中小企業的發展。“東部發展迅速,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小企業非常活躍”,“因為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關系到國家、人民、社會、市場、經濟幾個重要的基本面。”通過調研,他發現發達國家有65%左右的人口靠中小企業解決就業問題。然而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僅為8年左右,如果不能持續創新,就時刻面臨著倒閉。“金融部門不愿承擔這種風險,融資難始終是他們最頭痛的事。國家應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,力促中小企業‘突圍’”。
  人才是西部發展的另一難題。市場經濟下,人才流動遵循最大利益規律,西部由于落后,很難聚攏和留住人才。因此,他建議,“西部開發過程中,既要拿出真金白銀,更要創新制度和機制,靠項目和事業聚集人才,制定援西人才計劃,以及培訓、留用、安置等政策,設立高層人才特殊津貼,以機制鼓勵和保障高素質人才到西部建功立業。”
  此外,西部與周邊10多個國家接壤,它們各自擁有不可替代的豐富資源。西部應該大力發展邊貿,資源優勢互補,搞活區域經濟,實現“多贏”。他認為,現在應重振“絲綢之路”,加強交流和貿易往來,建立區域經濟體,促進多邊共贏。
  強化軍事威懾,確保戰略安全
  作為一名高級將領,李乾元對西部的戰略縱深有著宏觀、前瞻、清晰的定位。西部地處中亞乃至世界戰略要沖,“誰占領了中亞,誰就控制了世界。”在西部,國際國內“三股勢力”勾結聚合、活動頻繁,是反分裂、反恐怖斗爭的熱點地區。加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事勢力盤踞中亞,虎視眈眈,因此,西部戰略安全問題不容疏忽。
  李乾元認為首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在西部地區,聚集了50多個民族。因此,一定要做好民族工作,用國家觀念淡化民族界限,強化國家意識,化解民族隔閡,加強相互理解,增進民族團結。
  西部歷來是“無兵不穩,兵弱必亂”。因此,必須建設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,及時處置突發事件,以堅決的軍事行動維護西部的穩定。同時,要加強與“上海合作組織”各國以及巴基斯坦、緬甸等周邊國家的密切合作,盡快打通向西、向南的出口,鞏固中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地位。
  對此,李乾元提出的應對策略是打通“三條通道”:第一條是從新疆的阿拉山口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。現已有一條鐵路——歐亞大陸橋,還有一條到哈薩克斯坦的輸油管線。我們的發展戰略應是先改造鐵路和提升輸油管線的運輸能力,再修建高等級公路;第二條是從新疆的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。他主張把高速公路、鐵路和輸油管線都建起來,這樣到非洲和中東,比目前只走海道,縮短近4000多公里,還可免除途經馬六甲海峽的威脅;第三條是從昆明到緬甸的實兌港。除了當地已在籌建石油管線,還要修建鐵路和高速公路。
  打通這三大通道,不僅對我國的戰略資源安全,而且對周邊國家的繁榮穩定,強化我國在此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,都有重大的戰略意義。如今,這三條通道已經部分在建或籌建之中,。李乾元的前瞻認識也得到印證。
  提升西部文化戰略
  文化是一種持久、強大的精神力量。李乾元認為,西部大發展應把文化戰略作為一個重要課題研究。
  他說,“我國西部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種文化交匯之地,這里是華夏文明、印度文明、古希臘羅馬文明、古埃及和兩河文明的交匯處,古老佛教的石窟,伊斯蘭教的清真寺,古希臘羅馬的有翼天使,都在樓蘭、龜茲古國同時存在。文化的多樣性,造就了西部歷史上曾經的繁榮。”
  如今,進行西部大開發,要注意發展西部文化,弘揚西部精神。西部精神,他的詮釋就是“為人民謀幸福”的精神,為老百姓說話、辦事的精神。“有了這些內在的精神文化力量的支撐,我們就可以克服重重險阻,創造奇跡。”
  “西‘安’天下安,西‘寧’天下寧”。李乾元和他的《西進戰略》一書,為國家新一輪更大規模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制定,為平衡東西區域差距,為整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,從戰略高度上提供了全面的、前瞻性的指導和參考。
  “路漫漫其修遠兮,吾將上下而求索”,西部開發雖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浩大工程,在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努力下,西部的安寧富強指日可待,“西部安寧富強之日,就是中華民族繁榮昌盛之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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